以数字化供应链 推动“双循环”格局形成

新冠肺炎疫情与逆全球化趋势暴露了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隐患，“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到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数字化供应链是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亟须探寻数字化供应链的核心要义和发展路径，研究其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机理以及推动数字化供应链发展的关键因素，以更好发挥数字化供应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数字化供应链的特点和核心要义

目前产业界对数字化供应链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价值创造过程看，数字化供应链源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兴数字技术与供应链各个环节的融合创新，在多维应用场景中创造新的价值和增长点。从主要特征上看，数字化供应链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以供应链上的物、人、信息的全连接为手段，构建一个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环节高效协同、快速响应、敏捷柔性、动态智能的生态体系。从变革趋势上看，数字化供应链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适应消费者更优体验、更高效率的要求，驱动生产以消费为中心，由大规模制造向柔性制造、准时制造和精益制造演化。

从当前数字化供应链的渗透和发展来看，呈现三个维度的发展方向：一是从采销两端向中间环节延伸。与生产、交付环节所涉数据庞大、主体多，应用场景复杂不同，采购、销售环节数字化就绪度更高，更易开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二是从链状结构向网状聚合发展。在数字化技术帮助下，传统链状供应链聚链成网，逐步从企业内部协同发展为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内外协同，数据共享，风险共担。三是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覆盖。大型企业对供应链的速度、敏捷度、柔性、协同度有更高的要求，创新意愿更强烈。而中小企业往往迫于成本压力搁置转型。

数字化供应链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供应链的速度和效能，不仅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关系着国民经济循环的速度和质量。

数字化供应链有利于优化产业微循环。一是数字化供应链精准对接供需，拓展了消费零散、有限的增量空间。在生产和销售环节，C2M（用户直连制造）模式向企业开放数据资源，通过销售数据分析预测，把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反馈到生产上，减少了中间环节，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消费需求扩大。二是数字化供应链降低供应风险，增强了产业循环系统的韧性。在采购环节，数字化采购帮助企业预测采购需求和支出结构，实现对供应商的分级评价和风险预警，保证供应更加可靠。在物流环节，数字化物流使中小企业依托仓配网络、数智技术优化供应线路，降低库存，提高周转率，获得丰富、稳定的仓配资源。

以数字化供应链推动形成“双循环”格局

首先，以数字化供应链带动国内大循环。第一，数字化供应链助力产业集群形成，增强国内产业的自我调节能力。借助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产业在地理空间和虚拟平台叠加融合，融通大中小不同规模企业，商业、服务业等不同功能形态的企业，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企业，形成更具有影响力的产业组织，保障核心企业供应，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第二，数字化供应链推动城乡区域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国内产业协调发展。在城乡循环上，数字化供应链打通农产品下行通路，为农产品开辟销售新渠道，配套相应的流通网络以及金融服务，形成城乡供应的双向流通。在区域循环上，数字供应链平台使供应链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延长和重组，把传统区域分工体系纳入虚拟空间的分工体系中，有利于推进国内产业空间新布局。第三，数字化供应链发挥资金、科技等循环枢纽的作用，激发国内产业活力。数字化供应链克服传统供应链金融的弊端，加速供应链资金流动，有效控制企业融资风险，释放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活力。如供应链中大数据的使用解决了银行和企业信息的不对称，区块链对供应链金融传输中的信息实行了全程保真，提高了核心企业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也让各级供应商小微企业依托核心企业获得资金支持。

其次，数字化供应链畅通国内外双循环。一方面数字化供应链把国内供应链向国际延展，提升对国际供应链掌控能力。数字化供应链连通国内和国际市场，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汇集全球各地的采购商，供应商，服务商，多渠道发力有效避免单一市场断供风险。在疫情期间，跨境电商成为外贸出口的主流模式，发挥了稳定国际供应链的关键作用。在2020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4.9%的情况下，经海关跨境电商平台进出口的贸易额逆势同比增长20.9%。另一方面数字化供应链催生外贸新业态，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数字化供应链推动跨境供应链向数字化、智能化、简约化发展，为外贸企业提供信用保障、外贸综合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一体化服务，有力支撑数字贸易等新贸易形态的发展。同时，也为企业开辟了国际多元化的营销和供应渠道，提高了国内企业国际合作的主动性。

要充分发挥数字化供应链的潜力，以下几个因素将起关键作用。一是企业“愿不愿”，即企业是否具备发展数字化供应链的基础，并愿意发挥主动性，投入相应的资源，包括制定战略规划、持续资金投入、信息系统升级、相关人才引进等，并承担数字化供应链升级失败的风险。二是政策“行不行”，即政府能否为企业提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政策激励和保障。如能否对大数据、区块链、5G等新兴技术在供应链领域的集成创新应用企业给予财政资金支持或融资优惠，能否支持产学研多方联动培育实用型的数字化供应链人才。三是环境“好不好”，即是否有适合数字化供应链发展的市场环境，如是否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企业提供数字化供应链的多元应用场景；数字化供应链相关标准、评价体系是否建立，为企业数字化供应链的能力实施综合客观评价；企业数据保护制度等是否健全等。

（王晶，作者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